WM真人投资策略之大国安全专题报告：大国竞争风起云涌以史为鉴危中寻机

2023-04-27 10:22:43

　　大国竞争日趋激烈是当前全球面临的现实。大国竞争的手段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传统 的接触手段，如军事冲突；另一类是非接触手段，包括冷战、贸易战、科技战等。复盘 20 世纪以来大国竞争加剧的时期，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多次区域性战争（例如海湾战争等）、 美苏冷战、美日半导体贸易战等，我们发现以下四类行业或明显受益：1）发生军事冲突 时直接需求大幅增加的行业；2）受益于国家竞争战略而新兴或出现技术跃迁的行业；3） 因供需失衡和贸易受阻等原因受益于资源禀赋的行业；4）因军民融合而出现技术外溢的 行业。下文中将对每类受益行业给出具体的案例。

　　大国竞争最极端的接触手段是发生军事冲突。在此过程中，多类企业将受益于需求的 直接增加，如军火制造供应商、医疗器械、药品等；战时金属材料容易出现短缺，给新材 料产品充分、迅速拓展市场提供了条件；此外，政府为了补充作战消耗会将许多民用制造 企业改造为“战时军工厂”，这些企业通常可以获得充足的订单和可观的补贴。

　　炸药是热兵器时代发生军事冲突时的必需品。中国古代发明的火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 期内都是最为常用的爆炸品，不过其化学性质不够稳定，在储存与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大的 危险性。19 世纪中期，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在研发露天采矿用火药的代替物时发现， 油的稳定性要明显好于火药，进而在此基础上发明了炸药。自诺贝尔时代以来，人们已经 合成出了越来越多不同形态的爆炸物，威力也越来越大。在热兵器时代，当国家间的竞争 演化到军事冲突这种极端状态时，炸药成了摧城拔寨、炮火覆盖的主要选择。 美国杜邦公司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仅靠销售炸药就创收数十亿美元。19 世纪初，法 国化学家埃鲁西尔·伊利泽·杜邦（Eleuthère Irénée du Pont）移民美国，凭借其掌握的 技术开始向东部沿海迅速扩张的采矿业和建筑业提供炸药，同时也满足军队的需求。在经 过了 1812 年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1846~1848 年美墨战争、1861~1865 年美国内战后， 杜邦公司逐渐成为美国境内的一个大型组织，雇佣的化学家也涉及了几乎所有化学学科。 进入 20 世纪后，大国竞争不断进入白热化，最终演变为直接的军事冲突、两次世界大战 相继爆发，杜邦公司生产销售的炸药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火之一。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在其著作《战争的果实》中提到，“由于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仅凭炸药销售，杜邦公司的创收就有数十亿美元”。

　　除了炸药之外，飞机、坦克、装甲车、各种轻重型武器、相关弹药等军火在军事冲突 发生时的需求将会大幅增加，因此，当大国选择以军事冲突作为竞争的手段时受益最直接 也最明显的就是军火企业。复盘美国最大的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 司 1939 年以来的股价可以看到，每当爆发规模较大的军事冲突、特别是美国直接参与或 提供军事援助时，其股价通常会上涨。

　　企业创新叠加军方支持，促进了新材料聚合物研究的发展。19 世纪 70 年代，科学家 将天然纤维素硝化生产出了早期的塑料；此后，杜邦公司（DuPont）的研究人员将某些溶 剂添加到硝化纤维中，产生了性质更加优异的聚合物塑料，其凭借更大的强度、更强的可 塑性、更低的生产成本一经面世便得到了各方的关注。1935 年，受雇于杜邦公司的哈佛 大学化学家卡罗瑟斯（Carothers）带领其团队发明了尼龙，由于杜邦公司与军方的关系密 切，因而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他们对尼龙又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实验和验证；1937 年圣 诞节期间，这种新材料聚合物以尼龙袜的形式问世。

　　战时金属材料短缺，新材料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需求明显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由于金属材料的短缺，特别是铝和黄铜的匮乏，给了新材料“大展身手”的机会。 怀特在其著作《战争的果实》中提到，“在长达 6 年的军事冲突中，约 400 万降落伞，50 万飞机轮胎，无数的绳索、鞋带、防弹衣，发动机滤网和血浆透析用网等各种滤网，主要 成分都是尼龙”。尼龙只不过是第一种多用途、大规模生产的塑料制品而已，塑料的使用 范围在此后的军事冲突中越来越广泛。战时的特殊环境给了新材料产品充分、迅速拓展市 场的条件，除了已研发的新材料在战时得到了大量应用外，在战争环境下更多新的新材料 也不断被研发出来（比如合成橡胶等），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详细说明。

　　武器杀伤力的增加需要数量更多、效率更优、科技含量更高的医疗器械。美国内战经 常被称为现代军事医学的分水岭，除了品被广泛使用外，大量提高战场救治效率的 尝试出现：采用效率更高的推车和担架运送伤员，制定更加合理的野战医院管理与人员配 备制度，发明弹片探测器以供战地外科医生为伤员清理弹片。二战以来，大量杀伤力更大 的武器不断出现，此后基于越南战争和两次海湾战争的改进，枪械、炮弹、反坦克武器、 地雷等变得更加致命，从战场被送到手术室的伤兵都带着多处致命伤。根据美国军方在 1991 年“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后的统计资料显示，此次军事冲突 中被送进医院的伤员身上人均有 100 处创伤。 严重的创伤也会逼迫战地外科医生采取一些极端的方法处理伤口，促进了“医疗黑科 技”的出现。例如，二战期间，伊斯曼柯达（Eastman Kodak）胶片公司的研究员利用氨 基丙烯酸树脂开发出了一种透明胶水，其最初用途是用来修复枪械；在越南战争期间，它 被外科医生喷到重伤员的创口上封堵致命伤，为伤员们运往战地医院赢得时间；基于越战 的成功实践，这种材料在医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此之后，美国军方的医学研究和材 料开发中心（Medical Research and Material Command）所研发的壳多糖绷带（Chitosan Bandage）就有类似功能，且在美伊战争中被大量使用。实际上，每次爆发大规模的军事 冲突时，对伤员的救治、战地医院和外科手术室的搭建、甚至单兵医疗包的配备，都需要 大量的医疗设备和药品。

　　为了补充作战过程中坦克、飞机、舰艇、装甲车、补给车等作战车辆的消耗，或满足 其更换零部件的需要，军工制造企业通常需要“加班加点保生产”。通常情况下，在军事 冲突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作战车辆的大量报废或加速折旧，为了保证前线作战顺利，作战车 辆及其零部件的需求要远远高于非战时正常折旧的需求，军工制造业的订单会明显增加， 这与前文提到的战时军火需求增加的逻辑基本一致。 在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极端状态下，许多民用制造业可能会被改造为“战时军工厂”。 1942 至 1945 年间，美国政府花费 200 亿美元为制造业升级，并将主要汽车制造厂改造为 军火工厂，以便大规模生产坦克和飞机等。二战结束之后，这些工厂才重新由汽车制造商 接管，继续生产民用汽车。当时，美国著名的民用车生产企业福特（Ford）公司、克莱斯 勒（Chrysler）公司、雪佛兰（Chevrolet）公司等均被改造为“战时军工厂”。1942 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称原本生产汽车的生产线 轰炸机的效率已经可以从 36 人 1500 小时 1 架缩短为 3 人 26 小时 1 架。在美国参战的三年半时间里，奥兹莫比尔 （Oldsmobile）公司共生产 4800 万发弹药和 35 万个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别克（Buick） 公司每个月可以生产 1000 台飞机发动机；威利斯（Willys）公司生产并运出了将近 40 万 辆军用吉普车；克莱斯勒公司生产了约 2 万辆坦克；福特公司的产量最高，供给向美国军 方提供了 9.3 万辆军用卡车、8600 量 B24 轰炸机、3000 量坦克、1.3 万辆两栖作战车、 接近 30 万辆吉普车。民用制造业企业在军事冲突爆发时为军方制造军用产品的情况并不 少见，虽然产品的定价方式及利润率水平与生产民用产品时会有较大差异，但订单量大、 且大量订单由政府或军方来支付，对于企业而言是高质量资产，违约概率极低。民用制造 业企业或将因此而受益于订单增加、政府补贴提高以及可能发生的技术进步。

　　大国竞争加剧时，各国政府通常会制定一系列国家竞争战略，并成立配套机构保证政 策落地。以二战时期的美国为例，在正式参战之前的局部动员阶段，美国政府成立了战争 资源委员会、国防咨询委员会、生产管理局等机构，对作战物资的生产和供应、协调各种 经济职能、稳定物价等工作进行了详细的部署。美国正式宣布参战之后，以战时生产管理 局为代表的一系列战时机构成立，并制定了一整套符合战争需要的经济政策，比如：严格 管制原料的生产和分配、定量配给和物价管制、进行财力动员、重视劳工权益、加速生产 飞机舰船等军火武器、协调军工和民用生产等。在此过程中，某些资金与技术密集型行业 受益于政策驱动下的资源与人才迅速集中，在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技术突破与跃迁。

　　早在二战之前，一批欧洲理论科学家就萌生了研制核武器的想法。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核技术基础理论向人们揭示，能量和物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虽然从理论上说原子 威力的破坏性是可控的，然而当初几乎没有人相信人类有可能造出。不过，在 1939 年 1 月，二战即将爆发之际，两位德国放射化学家奥托·哈恩（Otto Hahn）、弗里茨·斯 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和一位奥地利物理学家莉斯·迈特纳（Lise Meitner）在德国 《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称，他们在实验室利用中子轰击不稳定的同位素产生了裂变， 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这一结果震惊了全世界物理学界。 美国与德国的核武器研发竞赛促进了核技术的飞速发展。1937 年 2 月纳粹德国开始 执行“铀计划”，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核威胁，1941 年 12 月 6 日美国政府制定了代号为 “曼哈顿”（Manhattan Project）的绝密计划，罗斯福总统赋予这一计划“高于一切行动 的特别优先权”，随后它很快成为历史上代价最高昂和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曼哈顿计划被 视为革命性的创举，可以将其当作“制度化战时科技”（Institutionalized war-science） 的第一个成功范例。即，将全国最好的物理学家组成一个全额享受政府资助的特殊团 队，由军队提供保护，从事关键项目，进行对国家安全意义重大的研究。从正式开始实施 该项目，到 1945 年在广岛投掷第一颗之间的三年半时间里，整个项目耗费了政府 20 亿美元资金（相当于 21 世纪初的 500 亿美元）。大国竞争的紧迫感、加上人力与资金 几乎不计成本的投入促进了核物理的迅速发展。

　　计算机的出现与德国、英国、美国之间的大国竞争密不可分。1940 年，德国工程师 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实用型计算机（Z2 计算机）， 他带着该设备找到德国军方，不仅引起了后者的重视，军方还同意资助他的研究；此后， 楚泽不断完善计算机，德国空气动力研究院（Aerodynamic Research Institute）也采用了 他的机器。1944 年，英国才华横溢的数学家、逻辑学家艾伦·图灵（Alan Turing）率领 一个研究小组造出了名为“巨人”（Colossus）的巨型计算机，该计算机此后交付给白金 汉郡的布莱奇利庄园（Bletchley Park）所使用，成为二战时期英国破解德军密码的关键。 1946 年 2 月，由美国军方定制的世界上首台电子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NIAC，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问世，该计算机是 美国奥伯丁武器试验场为了满足计算弹道需要而研制，后来在武器研发领域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德国、英国、美国之间的大国竞争为早期计算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军事组织主持了大规模的高速计算机开发项目，技术不断迭代、 行业迅速发展。1944 年，美国人冯·诺伊曼（von Neumann）参与到了新型离散变量自 动电子计算机（Electronic Discrete Variable Automatic Computer，EDVAC）的研究工作 中，成功研发了代替硬件概念的存储程序计算机，也为后续计算机发展奠定了逻辑基础。 1949 年，麻省理工学院开发出了旋风（Whirlwind）计算机，其有关计算机技术的先进资 料被 50 年代 SAGE 战略航空防御系统所采用；1950 年，利用美国国家标准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的资金，第一台可操作的存储程序计算机 SEAC 问世；1951 年， 冯·诺伊曼利用陆军部、海军部、美国无线电公司等处的资金，在 EDVAC 的基础上开发 出了航空科学学院（IAS）计算机；1952 年 4 月，受到 IAS 设计的影响，IBM 公司开发了 IBM701，这也是第一台用于科学计算的大型计算机，作为美国国防部的科学仪器所使用； 1953 年，雷明顿·兰德（Remington Rand）公司建造了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其 早期客户主要为人口普查局及其他政府机构WM真人。可以看到，美国计算机行业的发展从二战及 冷战期间的军费支出中受益匪浅，大国竞争背景下政府的支持加速了行业革新的速度。

　　电子元器件小型化趋势促进了晶体管的发展。1939 至 1945 年间，军事需求刺激了电 子学的并行发展，计算科学也随之飞速进步。早期计算机采用的真空管体积大、易碎， ENIAC 用了整整 1.8 万只真空管，整个机器占了整整一个大房间，电子产品小型化的需求 开始出现。二战期间，英国皇家飞机研究院设计的近炸引信（Proximity Fuse）装置可以 视为电子产品小型化的成功尝试：他们将真空管和其他电子元件进行小型化处理后装入弹 头中，制成的电子引导炸弹解决了早年定时炸弹起爆时间不精确的问题。与近炸引信类似 的装置在战后鼓舞了科学家和企业家们，他们深知电子产业的未来寄托于能否制造出体积 更小、性能更高的机器上。而计算机设计师们也很快得出了结论：如果要发展计算机，必 须找到一种体积更小、价格更便宜的装置取代真空管。二战后不久，与军方关系密切的贝 尔实验室（Alcatel-Lucent Bell Labs）就成功研究出了晶体管，它的性能和电子管完全一 致，不过与电子管相比体积小了很多、制造成本也低得多。与此前大规模排列的真空管和导线相比，采用晶体管可以制造出小个头的线集成电路板，足以颠覆电子学。

　　电子元器件微型化趋势促进了芯片的发展。与真空管相比，晶体管的出现已经是巨大 的革新，然而，计算机设计师们不断地追求更强的计算能力，这就迫使他们必须采用更多 的晶体管，也就是说，他们始终面临着元器件体积过大的问题，从小型化到微型化很有可 能是电子学发展的新方向。1958 年，同在硅谷工作的两位科学家各自独立开发出了微型 芯片的关键零部件，他们工作的德州仪器（TI）和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s） 两家公司均与军方签有大合同并接受军方大额资助。此后，芯片被军方控制，将其用于不 同领域的进一步创新，投入芯片研发的资金，大约 60%来自军方。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赛 对微芯片有大量的需求，且要求芯片体积更小、性能更强，这直接倒逼了芯片研发。首次 将人类送上月球的阿波罗 11 号使用了超过 100 万块集成线路，其中大多数是太空船计算 机里的微芯片。与晶体管一样，芯片的发明对电子学来说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军事冲突爆发时救治伤员的需要促进了药学的进步，各种特效药、创新药研发加速。 一个最好的案例就是青霉素。1928 年 8 月，英国医生弗莱明（Fleming）发现在自己盛有 葡萄球菌菌株的培养基表面长出了一层霉，凡是长有霉的地方，菌株都被消灭了，他将发 现的霉菌称为“红色青霉”（Penicillin rubrum）。不过在后续试图提取青霉素的研究中，弗 莱明发现这种物质不仅化学特性不稳定，而且产出的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于是他放弃了 后续研究。10 年之后，澳大利亚人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等人领导的研究小 组发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们利用新方法提取了青霉素，并在老鼠身上试验成功。弗洛里 明白，想使青霉素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药品，唯一的出路是找到一种全新的、可大规模生 产的方法。在游说英国政府和医药公司失败后，他们说服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将其写入 战时国家重点开发项目名录（Official War Project）并列为最优先项目。数百位生化学家 和数千位工程师全力以赴投入研究，寻找一种能够增加青霉菌产量的方法。为了满足 战时需求，大量科研团队试验了数万种形态的霉；1942 年研究员们采取了一项极端措施 （对霉菌进行放射）以期得到一种更为高产的变异菌类。几周之后，实验成功，皮奥里亚 实验室生产的提纯青霉素产量翻了数万倍之多。新药研发属于知识密集型活动，与研究核 武器类似，短时间内聚集大量科学家、进行高强度实验很可能迅速取得突破性进展。

　　创新药的研发并未因军事冲突的结束而停止，与此相反，二战促使美国医药业更依赖 正规的自主研究。二战后美国医药工业的发展迅速，新药面临巨大的潜在市场。美国联邦 政府对生物医学研究的支持也有了显著的增强，这通过国家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经费的大幅增长就能看到。1950~1965 年间，国家卫生研究所在生物医学研究 上的经费投入的实际增长率不低于 18%；截至 1965 年，所有投资于生物医学研究的费用 中，联邦政府几乎占了 2/3 的份额。在此过程中，美国许多大型医药公司，如辉瑞公司、 礼来公司（Eli Lilly）等都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和较高的利润。

　　化学工业在现代战争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实际上，要想在化 学工业中区分哪些研究属于民用性质、哪些属于军用性质是非常困难的；化学工业能供应 大量诸如炸药、毒气（目前已被禁用）、汽油、橡胶等战时军事物资，如果无法以超过平 时的数量来供应这些物资，很难保证在战争中获得充足的补给。如前文所述，塑料、尼龙等新材料聚合物的出现极大提高了人们对合成物的兴趣。从理论上来讲，合成化学意味着 将简单的分子与合适的连接剂进行人工合成后有可能会获得具有新特性的物质；由于每种 反应链都会显示出复杂的特性，只要调整好合成物，就能得到希望得到的新材料，例如更 加坚硬、轻便的材料或者韧性、弹性更好的材料等。

　　战时为了摆脱自然资源短缺的不利影响，以合成橡胶为例，合成化学迅速发展。二战 之前的 1940 年，美国橡胶市场中天然橡胶占据的份额高达 99.6%，不过在 1941 年之后 上述情况发生了改变。当时，日本军队大肆破坏东南亚的天然橡胶植物资源，美国的橡胶 需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美国联邦政府组织成立了一个协会，起初 由四个重要的橡胶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组成，主要用来集中交流有关苯乙烯-丁二烯橡胶和 未来研究成果的信息，此后美国政府投资了将近 7 亿美元建造了 51 家工厂生产制造合成 橡胶所必需的单体剂、聚合剂等重要产品。到了 1945 年，美国的合成橡胶在橡胶总消费 量中的占比已超过 85%，基于合成橡胶生产的轮胎、军靴等军用物资在二战中也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恩格尔曼、高尔曼主编的《剑桥美国经济史》一书中曾说：就为了达到战时紧 急目标而进行的人力资源动员的速度和广度而言，合成橡胶项目仅次于曼哈顿项目。

　　某些合成物的研发速度可能会对战局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个著名的案例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合成氨的尝试。1915 年德国政府意识到，氨的储备正在迅速减少，而大规 模生产高爆炸药离不开氨。当年，用于生产氨的原材料硝酸钾盐主要产自南美的智利，不 过由于英国海军的封锁，德国当时已处于原材料断供的状态。无奈之下德国只能求助于科 学。当时德国科学家弗利茨·哈伯（Fritz Haber）虽然已经有了实验室合成氨的方法，不 过其产量极少，德国为了战争需要将大量资金和资源集中用于协助哈伯完善合成方法。 1916 年底，在氨储备消耗殆尽之时，哈伯找到了提高化学转换率的方法，并且开始了大 规模合成氨气；此后，德国使用的炸药全都是利用这一技术生产出来的。迈克尔·怀特在 著作《战争的果实》中提到，该技术发明可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延长了一年以上， 这是研究带来的重大副作用；但是如果仅从技术革新的角度来看，哈伯的方法还促进了后 续多种化肥、消毒剂、强力洗涤剂、现代制冷剂的发展，时至今日，许多国家合成氨依然 采用的是哈伯当年的方法。

　　大国竞争过程中对生产效率的要求革新了汽车工业的生产观念和生产技术。一战时， 为了保证和其他军用物资的正常供应，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亟需提高，在此背景下 “工业化生产模式”逐渐兴起。战后，“美国工业化生产模式”被福特公司运用到了汽车 生产过程中，生产效率出现了质的飞跃。在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车间建立之前，所有汽车 都是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们手工打造出来的，福特公司创始人亨利·福特最大的理想并非汽 车本身，而是制造汽车的方法。受到一战时期和其他军用物资生产模式的启发，福特 公司率先使用了“工业化生产模式”。在该模式下，福特汽车由工人们组成非常大的团队 制造，制造过程分段进行，工作台建在传送带上；参与制造的每一位工人只需完成一个简 单的、至关重要的任务。从前，每制造一辆汽车，整个过程由一小批技术精湛的工人包干， 与之相比，新方法的生产效率高得出奇。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福特公司每 24 小时即可 制造出 1 万辆标准型号的“T 型车”，1927 年已经有 1500 万辆福特汽车开下了生产线．战机、战舰与潜艇

　　两次世界大战对战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研发热潮一直持续到战后。莱特 兄弟（Wright Brothers）在 1903 年发明了飞机之后，1908 年他们已经可以按照军方的合 同规定制造飞机并在美国陆军通讯部队服役，这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军用飞机。飞机开始参 战是在一战中，在 1914 到 1918 年间，大国之间的研发竞赛使得飞机性能的提高速度出 人意料。截至 1918 年，英国和德国均可制造出跨越英吉利海峡的轰炸机；一战期间飞机 的最高时速增加了一倍，此后，引擎设计出现巨大飞跃，推力更大、效率更高的引擎相继 出现。更重要的是，一战激发了飞机革新狂潮，以美国道格拉斯 DC-3（Douglas DC-3） 运输机为例，它比 DC-2 型飞机载客量多出 50%，运营成本仅仅增加了 10%；它采用了降 噪隔音材料，使乘客们更为舒适；起落架采用了液压装置，还采用了推力更大的引擎；另 外，它还采用了新开发的铝合金做机身。这一机型深受人们喜爱，使航空公司迅速成为以 千万美元计的全球性企业。到了二战期间，飞机已经被视为决定战争结局的关键因素，大 国竞争也开始聚焦到喷气式飞机的研发中。首先提出喷气式飞机理论的是英国航空电子专家弗兰克·惠特尔（Frank Whittle），而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是在德国人汉斯·冯·奥黑恩（Hans von Ohain）的设计下制造出来的。喷气式飞机在二战后再次掀起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航 空革命，飞机制造商们陆续开发出航程更远、飞行速度更快的航线飞机，而且比老式螺旋 桨飞机成本更低。

　　一战前夕英、德之间的海上军备竞赛加速了战舰的升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 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和明显的扩张野心加强其军事实力；面对德国人的威胁，英、法两国不 断加强其军事实力，特别是海上实力。在此背景下，无畏级战列舰（HMS Dreadnought） 横空出世。这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军舰，也是当时最先进造船技艺的集大成者，甲板上布满 大炮和鱼雷发射管，身披厚甲，由巨型燃气轮机驱动，最高时速达 28 节。为了提升海军 的地位，作为应对措施，德国在 1908 年出台了提尔皮茨计划（Tirpitz Plan），国家拨专款 在 1912 年之前建造 12 艘无畏级战舰，该计划最终超额完成。1914 年世界大战爆发时， 德国投入现役的无畏级战舰有 13 艘，皇家海军也部署了 20 艘无畏级战舰；1916 年 5 月的日德兰海战（Battle of Jutland）是英国与德国在海上的首次大规模正面冲突，此役英国 皇家海军部署了 33 艘无畏级战舰，德国海军也部署了 18 艘。

　　潜艇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各国围绕潜艇设计不断进行创新。早在美国内战 时期，北方联盟军和南方联邦军的海军就分别动用了潜水艇和鱼雷。自 19 世纪中叶潜艇 正式服役以来，它已经成功地扮演了战争的主角，一战期间德国海军曾经毫无节制地使用 潜艇攻击商船。二战期间，潜艇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根据迈克尔·怀特在著作《战争 的果实》中提到的数据，潜艇在整个美国海军军力中仅占 2%的份额，而日本被击沉的海 军舰艇和商船 50%与其有关。如今，世界各主要海军国家部署的潜艇全都是极为尖端的远 洋舰艇，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潜艇已逐渐成为移动的核武器发射平台。长期以来，设 计潜艇的团队一直是创新的大本营。为了制造这种能承载大量人员和实战武器系统的机器， 并使之在大洋深处安全航行，必须依托独创性和精湛的技术，这些与开发太空飞船并无二 致，绝非易事；在这种极为恶劣的深海环境中，人类得以生存的唯一途径是将独创性和创 造力发挥到极致。

　　大国竞争加剧通常会伴随着地缘局势紧张。地缘状况收紧时，原油、粮食等资源品的 储备需求增加，而原油供给经常会被当作谈判的筹码，供需失衡出现；如果伴随着运输不 畅或贸易受阻等问题，供需状况会进一步恶化。此外，地缘局势恶化时，避险需求的大幅 提升通常会在短期内迅速推高黄金等贵金属的价格。

　　大国竞争加剧、地缘局势紧张通常会对油价产生短期脉冲式影响。地缘局势收紧时油 价一般会出现上涨，且上涨幅度呈现出短期脉冲式特征。例如，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 年 10 月）期间原油价格从 3 美元左右一路飙升至 13 美元的高位，涨幅超过 300%；伊朗 革命和两伊战争（1978 年 10 月至 1980 年 12 月）期间油价从 1979 年开始暴涨，从每桶 约 13 美元上涨至战争结束时 41 美元左右，涨幅超过 200%；海湾战争（1991 年 1 月至 2 月）期间 WTI 原油从 15 美元上涨至 30 美元，涨幅约 100%；伊拉克战争（2003 年 3 月 至 4 月）期间 WTI 原油的价格涨幅同样接近 100%；利比亚战争（2011 年 2 月至 10 月） 期间原油价格从 80 美元附近开始上涨，最终成功突破 100 美元。从大致走势来看，油价 通常在军事冲突或摩擦出现前的 1 至 2 个月开始上涨，持续时间有 2 至 3 个月；拉长趋势 来看，军事冲突对油价的冲击大多呈现出脉冲式短期影响，长期仍由基本面决定。不过， 并非所有的地缘冲突都会导致油价的上涨，比如阿富汗战争（2021 年 10 月爆发）和格鲁 吉亚战争（2008 年 8 月爆发）前后油价并未出现明显上涨。

　　地缘局势收紧时，油价变动的核心逻辑与供求关系有关。具体来看，1）需求端，若 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大量核心装备都是以石油相关产品作为主要原料，例如战机需要的 航空燃油、坦克需要的柴油、运输车辆需要的汽油等都是石油的副产品，石油是现代战争 中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2）供给端，地缘局势收紧时，正常的石油生产活动很可能会受 到影响，进而导致石油供给减少；此外，发生在中东地区或者有石油供应国卷入的军事冲 突中，石油供给也经常会被当作谈判的筹码。例如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世界为了抗 击以色列和美国的干涉，通过石油减产、停产和提价等手段进行反击；再比如两伊战争爆 发后，两国的石油生产完全停止，全球市场每天面临约 560 万吨的缺口，供求关系严重失 衡。3）运输端，大量的原油运输依靠海运，战时由于封锁、控制等原因很容易出现交通 运输不畅，进而导致阶段性供应不足的情况。总体来看，地缘问题造成的油价上行大致都 遵循了“地缘收紧预期—油价先行—地缘局势恶化或冲突爆发—油价达到顶点—地缘局势 缓和—油价回落”的路径。需要说明的是，有时在地缘紧张时也会出现油价下跌的情况， 这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例如上文提到的格鲁吉亚战争，其发生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因此油价走势延续了金融危机下资产普跌的趋势。

　　地缘局势收紧时，农产品很容易因供需错配而出现大幅上涨。1）供给端，地缘局势 收紧、特别是爆发军事冲突时，农业生产活动所需的人力、土地、水资源等均会遭到严重 打击，农业生产要素遭到严重破坏，导致粮食大幅减产甚至绝收。2）需求端，普通民众 担忧地缘局势会愈演愈烈，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动荡，因此在短时间内会大量预防性储备 粮食，造成需求短期爆发。3）运输端，地缘局势收紧通常伴随着交通运输不畅、进出口 贸易减少，运费增加，粮食供应链受阻明显。

　　此外，当粮食主产区或主要出口国卷入地缘冲突时，供需失衡往往会更加严重。最典 型的例子是 2022 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截至 2021 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玉米、 大麦产量分别占全球总量的 14.5%、4.7%、19.2%，菜籽油产量占全球的 58%；两国小麦、 大麦、玉米、菜籽油出口量分别占全球出口量的 28.5%、30.4%、16.7%、68.5%。“俄乌 冲突”爆发后，乌克兰境内的港口、码头、仓储和物流等重要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乌克 兰不得不将国内的物资运到临近罗马尼亚等国在黑海的港口向外输送，运输成本大大提高、 运输量明显下降，大量粮食作物无法顺利运出。此外，由于纬度较高且深居内陆，乌克兰 农作物生长期较短，大多数农作物只能一年一熟，“俄乌冲突”在春季播种期爆发，对当 地农业生产带来严重的打击。最后，乌克兰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如化肥、柴油等高 度依赖俄罗斯，两国开战后来自俄罗斯的燃料、化肥、种子、机械供应中断，粮食生产受 到严重影响。俄罗斯方面，由于受到了欧美的经济制裁，粮食贸易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避险需求的大幅上升会在地缘局势收紧时推高黄金价格，局势明朗后金价随之走弱。 黄金在人类历史上曾是重要的一般等价物，具有较强的避险属性，在战乱的环境中，黄金 的信用风险及贬值风险较低。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多次区域性地缘事件进行复盘可知， 在地缘局势收紧阶段，因避险情绪上升金价普遍走高，例如在叙利亚内战、利比亚战争、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海湾战争开战前都可以观察到金价的上涨。此后，当地缘局势 明朗之后金价随之走弱，这一结论在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海湾战争最为明显。需要 说明的是，黄金溢价与战争的高度关联性是在金本位制度下存在的惯易，而随着布雷 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的瓦解，战争爆发与金价上涨之间的相关性也开始变得越 来越模糊。

　　军工与民用产业的关系密不可分。民用产业为军工产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广阔 的潜在市场，军工产业对优质原材料和先进设备的需求促进了民用产业生产力提高、其技 术扩散又推动了民用产业的技术进步。历史上互联网、电子、商飞、客轮、广播通信等行 业的快速发展均明显受益于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

　　互联网是冷战胶着时期美国国防部专门满足军事需求的发明。美苏冷战是大国间采取 非接触手段进行竞争的典型案例，冷战胶着期核威胁的阴影下，美国军方担心一旦其遭到 核攻击，通讯系统会大面积瘫痪，同时储存在特定地点的信息也会被摧毁。在此背景下， 科研人员产生了建立计算机网络的想法，即使一部分网络在战争中被毁，余下的部分仍然 可以继续交换信息和正常运作。美国国防部前沿科技项目署负责该项研究，并在 1968 年 成功实现了美国四地的互联网连接。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互联网始终被美国国防部控制， 主要用于各种军事用途，直到 1984 年才将其拆分成了两个独立的网络。

　　晶体管的发明使电子产业迎来，向民用领域扩散后，硅谷横空出世。如前文所 述，英国皇家飞机研究院在二战期间“电子产品小型化”的尝试为科学家们提供了思路， 战后不久真空管的代替品晶体管便研制成功了。有了这一发明，电子产业迎来了。 1951 年一个新兴的工业体系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附近成长起来，斯坦福大学将其拥有 的 8000 英亩土地租给了由阿里安联合公司（Arian Associates）领衔、新兴电子公司组成 的联合体；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这片土地已经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工业研究中心，吸引了 诸如伊斯曼柯达胶片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洛克希德公司、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 这样的企业在此落户。不久之后，这里便被称为“硅谷”，得名于制造晶体管的核心半导 体原料硅。成为军工产品两年多后，晶体管开始进入民用商业领域。最早用它打入民用市 场的是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WM真人，TI）在 1954 年向市场投放的晶体管收音机， 当时摇滚乐刚刚兴起，收音机满足了美国年轻人的文化活动需求。德州仪器公司的成功也 激发了其他公司向电子产品小型化方向投资的热情，同年东京通讯工业株式会社（Tokyo Tsushin Kogyo Ltd）开始尝试打入美国和英国的市场，该公司便是索尼（Sony）的前身。 硅谷的很多主要产品后来几乎家喻户晓，晶体管收音机、台式电视机、家用电脑等使人们 的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军方迫切的需求促进了集成电路的研发，其技术外溢又加速了计算机与互联网产业的 发展。半导体电子领域下一个重要的成就是 1958 年研制出来的集成电路，它的研制初衷 是为了解决利用大规模分立式晶体管时容易出现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问题。军方的需要对集 成电路早期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计算机在军事系统使用的过程中分立部件 “绝对数目”（tyranny of numbers）的问题非常尖锐。军用计算机设计师要求计算机部件 必须具有高度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此需求在 1960 至 1962 年的民兵导弹项目中达到高点， 并且在 1960s 中期的越南战争中再次增长。当集成电路行业的生存能力在军事和航空系统 被论证之后，新的技术很快便被应用到了商用计算机。事实证明，集成电路和芯片从军用 领域到民用领域的“技术溢出”带动了整个电子产业的发展，而且它们还催生了计算机产 业和互联网产业，每年创造数万亿美元的收入和大量的就业机会。

　　更为重要的是，基础性技术商业化的模式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联邦政府 深入参与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既作为资金的供给者，又作为半导体产业的购买者；大型 公司的研发推进了基础性技术的开发，而这些基础性技术又由新公司来进行商业化，产业 链分工更加明确。那些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办企业将多数产品都卖给了其他企业，而不是自 己使用，例如英特尔公司和仙童公司，他们虽然在 1950s 末才进入电子行业，但却利用在 集成电路方面的专长而迅速发展。此外，军方为了降低围绕特定集成电路设计的某一系统 由于生产问题和供应商退出而受耽搁的风险，要求供应商为该产品发展一个“第二来源” （second source），即一个能生产同样产品或功能类似产品的国内供应商。为满足要求， 两个供应商之间要互换设计方案，共享有关生产工艺方面的知识和技巧，以此保证第二供 应商生产的零部件与原来的产品匹配。通过鼓励市场准入及支持企业之间较高水平的技术 溢出，那些为军方大规模制造集成电路的企业能够快速地将学习曲线移动到低处，并将其 生产成本降低到足以满足商用集成电路巨大需求的程度。

　　从核武器研究项目中还脱胎出来了一项极为重要的技术应用，即核医疗设备。曼哈顿 计划的核心是提纯用于第一颗的原料铀-235，必须将其从更常见的同位素材料铀 -238 中分离出来，由于同位素铀-238 里仅含 0.1%的铀，因此需要大量未提纯的铀材料。 建在田纳西州橡树岭（Oak Ridge）的离心总厂当年雇用的人手占到了曼哈顿计划的半壁 江山，分离足够数量的适用铀-235 耗费了全部 20 亿美元预算的 50%。位于橡树岭的提取 机械是一台分离同位素的机器，其工作原理是充分利用各种同位素对强磁场的不同反应而 将其各自分离；核磁共振成像技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即由此产生， 如今已经在大量医院中普及。此外，用于治疗癌症的放射性疗法也是核武器研发对民用领 域的技术溢出。在医疗科学领域，同位素被用来诊断外科的内伤和器官异常，还被用于检 测血液循环、淋巴异常、消化系统病症等。

　　二战结束后大国竞争有所缓和，许多民用航空公司出现，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大型商用 喷气式客机问世。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的前身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ritish Overseas Airways）是第一家将喷气式飞机投入运营的公司。1952 年英国彗星型喷气式 飞机（De Havilland Comet）进行了第一次载客飞行，它是格洛斯特（Gloster Aircraft） 和亨克尔飞机公司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制造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的嫡系后代，飞行时速可达 900 公里，满载情况下可以在欧洲版图内任何两个城市间实现直飞。差不多同时期，美国 商飞产业也迅速发展，第一种商用喷气式客机为波音 707，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机型，它 以航空煤油为动力，装有四个巨型引擎，单引擎可产生 7700 公斤推力，相对舒适，满载 可达 181 人，泛美航空公司（Pan American World Airways）也因为采用此种机型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波音 707 机型后来演变为波音飞机家族，其中包括了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机型 波音 727、737、747 客机。

　　无线电技术引发了通讯革命，其在一战期间曾被政府和军方垄断管理。相较于早期在 战时使用有线电话传递信息而言，无线电技术效率更高且适用范围更广。早在 1897 年夏 英国皇家海军就开始为其舰队装备无线 世纪末，全世界各主要国家 的海军都已经装备了无线电舰对舰、舰对岸通讯系统。由于无线电信号在空间传播过程中 容易相互干扰，各国政府被迫对无线电传输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在一战中，无线电已 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军事设备，包括英国政府、美国政府以及他们的德国对手在内，各国 政府均对无线电采取了政府垄断管理，并且对无线电传输采取了严格的控制。

　　在军品研发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副产品，也可能具有较高的民用价值。 从雷达到微波炉。二战爆发之前的 1939 年 9 月，英国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实用 雷达系统的国家；在次年的不列颠保卫战中，雷达首次投入使用。盟军能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获胜，雷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作家罗伯特·布德瑞（Robert Buderi）曾用 八年时间写了本名为《屋顶上的精英》（The Inven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How a Small Group of Radar Pioneers Wo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Launched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的书，详细介绍了雷达在二战中的重要作用。二战以后，雷达 技术迅猛发展，在早期预警系统、监控商船航道、商业飞机空中管制、飞机和舰船导航等 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此外，微波炉也是雷达研发过程中的一个副产品，雷神公司 （Raytheon）的研究人员在提升雷达振腔磁电管（Resonant-cavity Magnetron）的 性能时发现了“微波”，并很快想到了微波炉这一产品。雷神公司在战时借助雷达技术收获颇丰，主要收入来自向军队提供装备，不过在战后由于市场对雷达的需求一落千丈，公 司举步维艰；为了缓解困境，公司的管理层决定着手开发微波炉，并于 1953 年申请专利； 此后，随着雷达的商业应用成为家常便饭，公司也逐渐起死回生。

　　需要说明的是，军民融合出现的技术外溢可能发生在大国竞争的各个阶段。技术外溢 有可能发生在战争阶段、也有可能在军事冲突缓和后、还有可能在科技战等非接触竞争过 程中；此外，究竟哪些军用技术会出现民用外溢通常是很难的。不过“民” 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段转化期，在此期间如果可以敏锐地捕捉有民用 前景的新兴技术或领域，后期收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冲突”已一年有余， 我们从多个方面对一年多以来俄罗斯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复盘。宏观经济方面，俄罗斯 GDP 增速持续为负，居民最终消费大幅萎缩，出口（特别是能源品出口）快速与欧盟“脱钩”； 财政赤字严重，通胀率居高不下。典型行业方面，俄罗斯工业生产指数同比持续为负，与 欧美有深度合作的乘用车等制造业严重受损；建筑业所受冲击相对较小，但新房和二手房 价大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营业增速均受到了不利冲击。资本市场方面，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股市大幅下挫，长期停市后有短暂反弹，此后仍震荡下行；俄央行加息至 20%后国 债收益率出现短期飙升，此后缓慢企稳。

　　“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经济增速由正转负。受益于能源价格的上涨及 2020 年 新冠疫情带来的低基数，俄罗斯经济在 2021 年表现亮眼，Wind 数据显示，俄罗斯 2021 年全年 GDP 增速 4.7%（2022 年 12 月 30 日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又将 2021 年 GDP 增长率从 4.7%上调至 5.6%）；“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经济增速明显放缓，2022 年一季度实 际 GDP 同比增速回落至 3.5%；此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全方面的制裁，特别是对 其能源领域进行制裁后，俄罗斯经济开始落入负增长，2022 年二、三季度的 GDP 同比增 速分别为-4.1%、-3.7%。2022 年 12 月 29 日，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诺夫（Anton Siluanov）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24 频道的采访时表示，俄罗斯 2022 年的 GDP 可能 下降约 2.7%，2023 年将继续下降。2023 年俄罗斯的经济预期同样不容乐观，根据世界 银行与 OECD 的预测，俄罗斯的 GDP 很可能会在 2022 年的基础上继续维持负增长。

　　结构上看，居民最终消费持续出现负增长。GDP 支出法核算下，俄罗斯 2022 年二、 三季度的居民最终消费持续出现负增长，同比分别为-5.5%、-2.9%；政府最终消费二季度 同比-0.4%，三季度转正为 0.2%；非盈利机构最终消费二、三季度分别同比增加 1.8%、 0.8%。资本形成总额在二季度大幅减少，同比-13.8%，不过在三季度迅速转正为 7.3%。 出口数据会在下文单独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从各行业的 GDP 增加值总额来看，制造业、批零贸易持续受损。“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国内的批发、零售贸易受损严重，GDP 增加值总额（Gross Value Added，GVA） 在二、三季度分别同比-14.07%、-19.26%；受此影响，产品税净额部分的 GVA 在二、三 季度分别同比-19.31%、-13.78%。此外，制造业的受损情况也比较严重，GVA 在二、三 季度分别同比-3.95%、-2.42%。持续受损的行业还有采矿、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等。与 此相反，冲突爆发后 GVA 持续增加的行业有金融中介（二、三季度同比 4.39%、4.65%， 下同），建筑业（3.42%、6.58%），行政、国防与社会保障（1.09%、3.41%）。

　　财政收入累计同比长期低于财政支出累计同比，财政赤字严重。2021 年疫情对俄罗 斯的影响逐渐减弱，从当年 3 月开始财政收入的累计同比增速大于财政支出的累计同比增 速，俄罗斯财政盈余不断增加，截至 2021 年末财政盈余 5244 亿俄罗斯卢布。“俄乌冲突” 爆发后，俄罗斯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截至 2022 年 4 月累计同比增速已高达 47.3%。财政 收入方面，油气收入是俄罗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各国在能源领域对俄罗斯的制裁 不断加剧，俄罗斯财政收入的累计同比增速不断减小，由 4 月的高点 60.9%下降至 10 月 的低点 8.4%。截至 2022 年末，俄罗斯的财政盈余累计值为-3.31 万亿卢布，财政赤字严 重。

　　流通货币大幅增加，或通过“印钞”来弥补赤字、支付军费。“俄乌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的流通货币大幅增加，2022 年 3 月 M2 同比增速大幅增加至 17.1%，此后一直维 持在 15%以上的单月同比增幅，12 月更是高达 25.1%。在财政收入不断减少、经济衰退 压力较大、欧美制裁日益严厉的背景之下，为了降低财政赤字、维持军费支出，“印钞” 或许是短期内的主要选择。此外，在俄罗斯 2023 年的财政预算中，赤字占 GDP 的 2%， 约为 3 万亿卢布；1 月实际的能源价格远低于财政部制定能源收入的预测价格，财政赤字 已超 2 万亿卢布，我们预计货币增发还将继续。

　　俄罗斯失业率降至近 30 年来最低，劳动力或存在短缺。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的失业率 出现明显下降，从 2022 年 5 月开始持续处于 4%以下，2023 年 1 月的失业率为 3.6%， 已达到 1994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失业率大幅下降或与征兵密切相关，2022 年 9 月俄罗斯 的“部分动员”招募了超过 30 万预备役军人，同一年冬季又招募了 12 万义务兵，并通过修改法律的形式，将义务兵投入到“特别军事行动”中；2023 年 3 月，包括俄新社在内 的多家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国防部打算从 2023 年 4 月开始招募 40 万合同兵。一方面，无 业人员被征召兵役后，直接减少了失业人员；另一方面，此前有工作的人员参军后带来的 职位空缺需要弥补，这同样减少了失业人数。随着失业率大幅下降，俄罗斯市场或存在结 构性劳动力短缺状况。

　　人均收入同比大幅增加，人均支出同比逐季回落。家庭人均收入方面，在 2021 年高 基数的基础上，2022 年各季度依然保持了 11%以上的同比增速，这或许与就业市场紧张 叠加通胀率抬升有关。家庭人均支出方面，2022 年一季度同比增长 17.6%，冲突爆发后 逐季回落，同年后三个季度的同比增速分别为 9.3%、7.1%、5.8%，后两个季度已经回落 至近 10 年的平均水平以下。

　　居民存款在冲突爆发后并未出现大幅减少，对公存款则先减后增。冲突爆发以来，俄 罗斯银行体系中的个人存款基本维持稳定，并未出现大幅减少的“挤兑”现象，这或许是 因为俄罗斯央行及时采取了较为激进的加息措施。相反，对公存款则较为谨慎，2022 年 3 月末至 6 月末累计减少了 3.67 万亿卢布；不过从 8 月开始对公存款开始逐渐增加，截至 年末已经超过冲突之前的水平。

　　冲突爆发后，俄罗斯的通胀保持在较高水平。由于联邦政府的货币发行量大幅增加， 叠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俄罗斯的通胀水平有明显上升。2022 年 3 月以来，俄罗斯 各月的 CPI 同比增速均保持在 11%以上，整体的通胀水平较高。PPI 方面，2022 年 4 月 同比增速达到阶段性高点的 31.5%，此后开始逐月回落；由于前期基数较高，同比增速在 11 月开始转负，且回落的速度较快。

　　冲突爆发前，粮油肉蛋奶、蔬菜、调味品、烟草、建材、汽车等产品涨价比较明显。 2022 年 1~2 月，虽然俄乌双方没有开展直接的军事行动，但紧张局势已经不断蔓延，冲 突爆发的预期不断升温。在这两个月中，价格同比涨幅较大的主要是预防储备类物资。具 体来看，粮食中的面粉、谷物和大豆、大米分别上涨 14.6%（两个月的平均涨幅，下同）、 17.5%、10.8%；食用油中的黄油、橄榄油分别上涨 15.3%、6.3%；肉类、家禽、鱼类分 别上涨 13.8%、18.2%、11.8%；鸡蛋上涨 11.5%，牛奶和乳制品上涨 11.8%，蔬菜上涨 20.7%；糖、调味料分别上涨 18.9%、11.5%；烟草产品上涨 17.3%；建材上涨 22.8%， 在所有商品和服务中的涨幅靠前；汽车、二手汽车则分别上涨 15.4%、11.9%。

　　冲突爆发三个月之后，粮油牛奶、调味品、家电家化、汽车、矿泉水、棉织物、旅游 服务等涨价明显。6 月开始，俄乌双方的正面冲突有所减少，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不 断升级，战争开始逐渐向持久战的方向演进。在此过程中，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依然旺盛， 旅游服务开始回暖。具体来看，粮食中的面粉、谷物和大豆、大米分别上涨 24.0%（四个 月的平均涨幅，下同）、31.3%、39.7%；食用油中黄油、橄榄油分别上涨 24.6%、13.8%； 牛奶和乳制品上涨 21.8%，糖、调味料分别上涨 43.5%、23.9%；家用电器上涨 21.6%，家化中的洗衣粉、个人护理产品分别上涨 29.4%、30.6%；汽车上涨 32.6%；矿泉水上涨 22.5%，棉织物上涨 25.7%；此外，旅游服务的价格四个月平均涨幅为 23.1%。 除此之外，“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以来价格涨幅始终不大的商品有：酒类（啤酒、 伏特加酒、酒精类饮料），服装（丝绸、皮草、针织品），皮鞋，汽油，影院，医药相关产 品和服务（药品、医疗用品、医疗服务）、民生相关产品和服务（公共交通、住房和社区 服务、公用事业、教育、电信服务等）。

　　因制裁等原因，俄罗斯出口与欧盟“脱钩”较快。2022 年 3 月开始，欧盟 27 国从俄 罗斯进口产品的贸易价值不断下降，截至 2023 年 1 月已经从 2022 年 3 月的 235.17 亿欧 元下降至 90.07 亿欧元，降幅为 56.6%。从具体分项来看，矿物燃料、润滑剂等产品的贸 易价值下降规模最大，2023 年 1 月相较于 2022 年 3 月（下同）下降 96.2 亿欧元，降幅 为 57.5%；除此之外，工业制成品的贸易价值减少 19.0 亿欧元，降幅为 57.5%，化学品 的贸易价值减少 7.0 亿欧元，降幅为 72.8%。其他降幅较大的分项还有饮料和烟草（-83.5%）， 动植物油、脂肪和蜡（-77.4%），杂项制品（-72.5%）、除燃料外的原材料（-53.2%）等。

　　欧美国家能源领域与俄罗斯的“脱钩”涉及各类能源产品。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各类 能源产品的出口金额均出现了明显下滑。具体来看，根据 Russia fossil tracker 的数据，截 至 2023 年 3 月 13 日，俄罗斯煤炭的出口金额为 0.53 亿欧元（MA14，下同），相较于 2022 年 3 月底的 0.74 亿欧元下降了 29.2%；原油的出口金额为 2.71 亿欧元，相较于 2022 年 3 月底的 3.51 亿欧元下降了 22.7%；LNG 出口金额为 0.17 亿欧元，相较于 2022 年 3 月 底的 0.70 亿欧元下降了 75.3%；石油产品的出口金额为 1.08 亿欧元，相较于 2022 年 3 月底的 1.90 亿欧元下降了 43.3%；管道天然气的出口金额为 0.50 亿欧元，相较于 2022 年 3 月底的 3.65 亿欧元下降了 86.3%。

　　冲突爆发后首月，俄罗斯 PMI 大幅回落，此后历时 3 个月重回荣枯线 月，俄罗斯的综合 PMI 为 50.8，随着冲突爆发，3 月的综合 PMI 大幅回落至 37.7；此 后逐月恢复，6 月恢复至 50.4，重回荣枯线之上。分行业看，服务业 PMI 在 2022 年 3 月 回落至 38.1，此后逐月恢复，6 月恢复至荣枯线；制造业 PMI 在 3 月回落至 44.1，此后逐月回复，5 月便恢复至荣枯线。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读数 2022 年 4 月开始持续为负。俄罗斯工业生产指数在冲突爆发 之后出现了幅度较大的下跌，二季度各月的同比读数均在-2.5%左右。随着 7、8 月国际油 价出现反弹，相关的工业生产出现一定程度的修复，工业生产指数同比读数在 8 月恢复至 -0.1%。此后，欧美对俄罗斯的制裁加码，俄罗斯工业生产指数 9 月起保持低位震荡的态 势，截至 2023 年 1 月同比读数尚未转正。

　　从细分行业来看，与欧美有深度合作的乘用车等行业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俄罗斯的 汽车行业与欧盟有深度合作，尤其是乘用汽车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进口占比超过 70%； 冲突爆发后，以乘用车为代表的行业受到严重的不利影响。具体来看，俄罗斯乘用车工业 生产指数在 2022 年 3 月暴跌至 27.9（上年同月为 100），4 月继续下跌至 14.6，5 月更是 下跌至极低的 3.3，全国范围内的汽车生产几乎停止；此后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震荡修 复，但截至 2023 年 1 月依然处于 22.4 的较低水平。除了乘用车外，天然气、化肥、水泥 等行业的生产指数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回落，阶段性低点的读数分别为 73.6、81.7、84.0 （上年同月为 100）。不过，也有一些行业受影响的程度不大，如汽油、电力等，这些行业 的工业生产指数并未出现明显下降。

　　俄罗斯建筑业并未受到明显不利影响，主要建材价格环比变动幅度不大。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的建筑业生产指数在 5 月和 6 月短暂出现回落，此后快速修复并始终维持正增长， 3 月至 12 月的同比增幅均值为 5.4%；除此之外，建筑业总产值也呈现相同的走势，3 月 至 12 月的同比增幅均值为 17.0%，延续了冲突爆发之前的增长势头。主要建筑材料的价 格方面，耐火瓷砖、水泥、预拌混凝土、WM真人建筑灌浆料、碎石、玻璃的价格指数在 2022 年 3 月至 12 月读数的均值分别为 101.0、101.2、100.5、100.8、100.8、99.6（上月为 100）， 价格基本保持稳定、涨幅远低于同期通胀水平。

　　俄罗斯房价大涨，二手房涨幅更明显。新房市场方面，整体来看房价同比增速相较于 冲突爆发前明显增加，但高档型公寓的价格增速放缓。俄罗斯新房的价格 2022 年一季度 开始出现明显上涨，一至三季度所有类型的新房季度同比涨幅分别为 31.3%、30.6%、 29.7%。分类型来看，标准型、优质型公寓的涨幅更大，前三季度同比涨幅的均值分别为 29.8%、34.3%，与此前三个季度的均值 23.1%、25.9%相比明显增加；同期高档型公寓 的平均涨幅为 22.1%，与此前三个季度的平均涨幅 30%相比有所回落。二手房市场，同比 增速相较于冲突爆发前大幅增加，高档型公寓的涨幅更大。俄罗斯二手房的价格在 2022 年一季度开始出现明显上涨，一至三季度所有类型的二手房季度同比涨幅分别为 32.5%、 29.5%、26.9%。分类型来看，低档型、标准型、优质型、高档型公寓前三季度平均同比 涨幅分别为 27.0%、31.1%、30.1%、35.7%，与此前三个季度的均值 15.2%、14.7%、 14.9%、16.0%相比均出现明显大幅增加，且高档型二手房的价格增幅更大。俄罗斯房价 的上涨与货币投放量增加有关，此外，由于房价的涨幅明显超过通胀水平，其中或包含了 强烈的通胀预期。WM真人

　　批发零售贸易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营业额同比增速放缓。具体来看，批发贸易方面， 营业额同比增速自 2022 年 3 月开始不断放缓，从 3 月的 36.5%一路下行至 7 月的-2.3%， 此后两个月虽然勉强转正，但从 10 月起同比增速持续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至今。零售业 营业额方面，累计同比增速在 2022 年 3 月尚有 18.5%，此后 9 个月连续出现回落，至 2022 年 12 月累计同比仅有 8.3%；进入 2023 年后，上述情况并未出现好转，1 月的同比增速 为 5.0%，延续了此前增速放缓的态势。

　　大中型企业净利润增速方面，冲突爆发前及冲突初期，机械设备制造、化工、铁路运 输企业获益；双方相持阶段，建筑业、铁路运输、机械制造企业利润增速较大。冲突爆发 之前的两个月（2022 年 1、2 月）俄罗斯大中型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速较高的行业包括机械 设备制造业、化工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铁路运输业；冲突爆发之后的三个月（2022 年 3~5 月）净利润同比增速较高的行业有化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铁路运输业、批发零 售等；双方相持阶段（2022 年 6~12 月）净利润同比增速较高的公司位于建筑业、铁路运 输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从受损企业来看，冲突爆发前及冲突初 期，住宿和餐饮业明显受损；双方相持阶段，净利润增速受损的企业主要位于木材加工和木制品业、金属冶炼、延压加工业等。

　　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央行一度加息至 20%。北京时间 2 月 28 日，俄罗斯央行紧急加 息 1050 个基点，将关键利率从 9.5%提高至 20%。俄罗斯央行表示，由于外部环境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有必要加息以增强存款的吸引力，加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消卢布贬值和 通胀风险的增加。在此之前的一年时间里，俄罗斯央行共加息 8 次，加息频率为近八年来 最高；从最初的 4.25%到 20%，期间累计加息 1575 个基点。

　　汇率方面，卢布快速贬值后多项措施并举，保证币值稳定。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卢布 快速贬值，美元兑卢布汇率从 2 月初的 77.5 迅速飙升到 3 月 11 日的 120.4，此后俄罗斯 采取了多项措施稳定汇率。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大幅加息至 20%之外，俄罗斯还采取了一系 列资本管制措施，比如强制结汇、禁止将外汇存入境外金融机构等，以此缓解大量兑换外 币的压力。此外，2022 年 3 月 23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了“卢布结算令”，即俄罗斯 在向“不友好”的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将改用卢布结算。在上述措施的综合作用下， 卢布迎来了一波快速升值，美元兑卢布汇率 6 月 30 日达到 51.2，升值幅度超过 100%。 此后，由于欧美的多项制裁措施相继落实，美元兑卢布汇率 10 月起重新抬升，截至 3 月 初已回到 75 左右的水平，与冲突爆发前相差不大。

　　冲突爆发后俄罗斯股市大幅下挫，在经过长期停市后有所反弹，此后又震荡下行。冲 突爆发当月俄罗斯股市大幅下跌，RTS 指数 2 月的单月跌幅为 34.7%。“为保护国内投资 者免受西方制裁带来的影响”，俄罗斯股市 2 月 28 日开始暂停交易，直到 3 月 24 日部分 重启。本次休市创下了现代历史上最长的休市记录。复市之后，RTS 指数出现明显反弹， 3 月至 6 月的涨幅分别为 9.0%、5.9%、11.7%、11.3%；不过从 7 月开始出现震荡下行， 截至 2023 年 2 月报收 946.2 点，与 2022 年 1 月底的 1435.2 点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经济在“俄乌冲突”以来受到了广泛、严重、长期的负面影响。 我们认为，未来大国间以军事冲突为手段进行竞争的成本极高、可能性较低。目前世界各 国的相互依存度依然处于历史高位，且主要大国均具有核威慑能力，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军 事冲突并非大国间竞争的理性手段。相反，低于常规战争的非接触手段不但具有强制性、 胁迫性、甚至是暴力性等特征，而且没有突破大国间避免正面冲突的底线，未来很有可能 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手段。

　　二战后，科学技术逐渐取代工业产出成为决定军事力量的主要因素。二战的结果很大 程度上是由工业产出决定的，不过在当时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新技术正在转变为军力。早 在二战以前，资金就开始流向那些开发更强大机械计算器的项目，战争加速了对算力的追 求。在武器装备中使用更多芯片、获得更大的算力意味着更准确、更有力的军事打击，这 种认知在二战之后更加强烈。可以举一个例子。越南战争早期美国的轰炸行动，比如 1965 年至 1968 年的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投掷了八十多万吨的炸弹，比二 战期间太平洋战区所投下的炸弹总数还多。然而，这种火力对北越军队的影响微乎其微， 因为大多数的炸弹并未击中目标。美国空军的资料显示，越战开始时，空投炸弹的起爆位 置平均距离目标 128 米，在这种精度下想用炸弹击中车辆是非常困难的；战后的一项研究 发现，美国在越南发射的麻雀三防空导弹（Sparrow III anti-aircraft missile）中，仅有 9.2% 能击中目标。此外，美军为了摧毁横跨越南马江、长达 160 米的颔龙桥，投掷了 638 枚 M117 炮弹但无一击中目标。情急之下，美国军方找来了德州仪器公司（TI）对其炮弹进 行改造。TI 的工程师们安装了一个简单的雷射导引系统来控制炮弹的尾翼：一个小芯片被 分成四个象限，放在一个透镜后面，从目标反射的雷射会穿过透镜，照射到芯片上，如果 炸弹偏离轨道，某个象限将比其他象限接收到更多的雷射能量，电路会移动尾翼以重新定 位炸弹的轨迹。1972 年 5 月 13 日，美国战机在颔龙桥投下 24 枚炸弹，一举将其摧毁。 使用一个简单的雷射感测器与几个电晶体，美国将投掷 638 次但命中率为零的武器变成精 准摧毁的工具，美国利用科技增强武器杀伤力与军队战斗力的例子不胜枚举。

　　美国国防部下设的国防科学委员会（Defense Science Board，以下简称 DSB）特别 小组在 1987 年撰写了题为《国防半导体依赖》（Report of DSB Task Force on Defense Semiconductor Dependency）的报告，该报告写于 1980s 美日半导体贸易战期间，是 美国国防系统首次对半导体的重要性做出清晰的界定，其中一些关键判断影响至今。 报告指出，美国的国防战略是依靠技术上优越的武器来克服对手的数量优势，然而其 部署技术性优势武器的能力可能很快就会被削弱。具体来看，美国国防系统的优势直接依 赖于卓越的电子设备，这不仅可以提高武器本身的性能，还可以通过复杂的情报和指挥控 制系统最大限度地提高应用效率。历史上美国曾在电子行业全球领先，然而近年来创新应 用的优势已不复存在、技术基础的相对地位正在不断恶化。从市场份额、技术路径、甚至 金融界提供的证据看，美国的半导体设备和上游工业（比如供应原材料硅、生产设备等） 已经失去了商业和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其中日本对美国的冲击最大。

　　DSB 特别小组在 1999 年撰写了《全球化与安全》（Final Report of the DSB Task Force on Globalization and Security）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美国国防的工业基础已经 与冷战时代完全不同，美国国防依赖于一个已经变得更加国际化和更低国防密集型的工业 基础环境。商业部门并不会太在意国家分界，他们正在将许多先进科技与现代信息密集型 军事系统相整合，尤其是在软件和消费微电子产品领域。

　　报告认为，美国国防系统高度依赖的产业基础当时正在因全球化而发生转变。供应商 方面，尤其是低层级的供应商，越来越多的分布于美国本土之外，越来越多的被外国实体 和个人拥有，且对其地理位置的识别、所有权的识别存在困难；原材料方面，美国对低层 级、包括组件和工具的商业现货材料（commercial-off-the-shelf）的采购增多；信息方面， 供应商越来越多地开始使用并依赖开放网络架构和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去运营企业；人员方 面，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训练和雇佣，存在大量地理上和工作上的流动 性，越来越多的来自全球各地的“远程”雇佣开始出现；销售方面，先前单纯的国防科技 （例如夜视设备、通信卫星等）已能在商业层面、全球范围发展和销售，曾经由美国主导 的军民两用技术与服务（例如航天发射等），已变得更加便宜并在美国之外可广泛获得。

　　3．2005 年，美国半导体行业本土制造“空心化”再次引发国防部门的担忧。

　　DSB 特别小组在 2005 年撰写了题为《高性能微处理器供应》（Report of DSB Task Force on High Performance Microchip Supply）的报告，在时隔二十年后再次阐述了 美国国防系统对国内半导体产业的担忧。报告指出，微电子行业是美国现代军事技术领先 的基础，而它正处于垂直分工（产品分工）向水平分工（要素分工）的深刻变革中。这种 原本合理的行业变革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关键的微电子制造能力从美国转移到 资本和运营环境成本较低的国家，随之而来的是研发制造一体化的 IDM 模式快速切换到台积电主导的 Foundry（代工厂）模式。在欧美，以高通、ARM 为代表的 Fabless（无晶圆 厂）企业异军突起；在东亚，三星、台积电等企业开始大规模切走全球半导体制造业的蛋 糕。美国半导体本土制造的“空心化”不断加剧，其在关键军事和基础设施应用中使用的 组件的可靠性和供应保证也成了此次变革的牺牲品，长期来看必然会影响国家安全。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美国集成电路供应商获得高投资回报的需求迫使其将资本密集型 制造业务外包（offshoring）。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里半导体行业经历了从垂直分工 向水平分工的转变，外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代工业务从美国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主要 的驱动力来自成本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成本明显较低。报告显示，除了 IBM、TI 之外，大多数先进的晶圆制造工厂都由非美国企业控制或位于美国本土之外。截至 2005 年，全球有 59 个 300mm 的晶圆工厂，其中只有 16 个位于美国；而这 16 个工厂中至多 有 3 个工厂（能够确定的仅有 1 个）是能够保障美国国防部可信微处理器生产的。

　　美国半导体产业自诞生之初就与国防军工紧密相连，这决定了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 为单纯的市场化产业。比如，诺伊斯（Noyce）发明芯片之后的第一个大订单是来自美国 太空总署（NASA），目的是用于阿波罗登月计划；卖芯片给阿波罗计划，使仙童半导体从 一家小型新创企业转变为一家有上千名员工的公司，销售额从 1958 年的 50 万美元，飙升 至两年后的 62100 万美元。截至 1965 年，美国的国防需求仍能覆盖美国集成电路总销量 的 72%。不过从 1960s 起，美国半导体企业开始切入价格敏感的民用消费品领域，降本 的需求导致了其对亚洲的离岸外包出现。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多家美国半导体公司把组装 工序外移，1963 年仙童半导体在中国香港的组装车间开始投入使用，当年组装了 1.2 亿个 装置。除了香港外，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逐渐被半导体企业所关注。1960s 中期， 中国香港每小时 25 美分的工资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中国台湾每小时的工资是 19 美分， 马来西亚是每小时 15 美分，新加坡是每小时 11 美分，韩国是 10 美分。亚洲地区的人力 成本优势直到 20 年后的 1985 年依然存在，这也决定了大量晶圆厂源源不断地来亚洲地区 开展生产活动。

　　日本在 DRAM 领域能够超越美国实现全球领先，原因是多方面的。1）冷战时期，美 国将日本作为与前苏联抗衡的东亚基地，政治层面一直支持日本工业发展，希望将日本变 成美国的“亚洲工厂”，因此政策上容忍初期对日本企业的技术输出。2）日本通过政企合 作和企业间合作的产业政策完成一系列技术攻坚，前文所述的 VLSI 研究计划囊括了日本 五大企业，分工竞合、减少内耗；同时，日本政府会资助 VLSI 大约一半的预算。3）日本 半导体企业具有财团化背景，财团内部融资极为便利。1980s 日本半导体企业的资金成本 在 6%~7%，而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AMD）的资金成本在 18%以上，1980s 由于美联储 试图打击通膨，美国的利率高达 21.5%。资金成本反映出的一个现实是，由于背后有财团 长期支持，日本半导体企业即使在利润率不高的初期追赶阶段也可以获得低利率的长期贷 款，进行长期规划和投资。由于几乎可以获得无限的银行贷款，日商可以长期承受亏损， 等待竞争对手宣告破产，退出市场；在 1980s 初期，日本公司在生产设备上的投资比美国 的竞争对手多 60%。这种逆周期投资模式是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常态，后面韩国半导体企业 的崛起也采取了相同的策略。4）此外，日本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举措，为半导体的 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例如提倡回归市场和消费，让市场创新成为驱动主体；保持技术上 的前瞻性，积极与世界接轨，洞察技术方向；强调劳动力质量和人才教育，用人才优势创 造发展空间等。不过，斯波克（Sporck）、桑德斯（Sanders）等硅谷企业家却认为，日本 的 DRAM 公司是靠窃取知识产权、市场保护、政府补贴、廉价资本来获益的。

　　中国深度进入半导体等产业链使美国感受到了所谓的“巨大的安全威胁”，这也是其 发动制裁的出发点。具体来看，站在美国的视角，中国大陆近十年来对半导体产业链的深 度进入令其担忧：1）中国大陆是全球半导体需求最为旺盛的地区；2）水平分工模式下， 美国半导体产业链依赖东亚，而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兴起在本质上是半导体产业在东亚的 二次转移，中国大陆拥有足够的产能承接上述转移；3）美国在半导体制造等领域长期实 行“友岸外包（friend shoring）”，而中国大陆很显然并非其“盟友”，让过多的需求由大 陆市场满足是非常危险的；4）过去十余年中国大陆在科技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5G、量子科技等领域具有很大的潜力，很可能撼动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5）美国最为核 心的半导体制造能力在中国台湾，而中国政府在上绝对不可能有丝毫的妥协。

　　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主要手段包括国会法案、总统行政命令、商务部规则等，大多数 手段与 1980s 打压日本时别无二致。具体来看，美国常用手段在强化对华科技竞争的目标 上有相似性，但在具体的权限及流程上又有所区别。其中，国会法案在流程上最为复杂， 但具有立法上的权威性，若颁布为法律则可对美国未来数年的产业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相 比之下，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主要起到推动和调节法律实施的作用，而商务部规则虽动作 频繁，但本质上只是对法律的具体落实。美国政府在进行打压时，通常会采用“组合拳”。 例如半导体行业，2022 年 8 月美国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 拨款 520 亿美元激励美国的芯片制造，同时拨出数百亿美元投资未来的科学与研发；法案 还规定，任何接受该法资助的公司都不得投资中国的制造厂，低技术的芯片厂除外。同年 10 月 7 日，拜登政府又宣布对中国芯片业实施全面的出口管制；为了让中国继续依赖进口 的先进芯片，拜登政府禁止美制 16 纳米以下制程的芯片制造设备出口到中国；此前，中 国有多家公司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美国政府对芯片的严格管控正大幅加强。

　　长期来看，美国打压别国的行径损人不利己，但短期依然值得重视。首先，美国大量 半导体巨头不愿放弃中国市场，且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已经对企业的利润和股价带来了 直接冲击。2021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市场，销售额同比增长 58%，占全球 市场 28.9%；2021 财。